七国集团正因内部分裂、影响力下降和西方模式吸引力减弱而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标志着西方主导全球治理的时代走向终结。
2025年6月，当七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落幕时，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西方俱乐部正在经历其成立半个世纪以来最深刻的身份危机。1975年诞生的G7，曾经代表着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掌握着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主导着国际规则的制定。然而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个组织不仅经济占比已萎缩至不足全球GDP的三分之一，更在政治凝聚力和道德感召力上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神话的破灭：从”灯塔”到”普通国家俱乐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七国集团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经济引擎。1980年，G7国家以占世界10%的人口创造了51%的全球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种经济优势赋予了西方世界无与伦比的话语权，使其成为现代化道路的唯一范本。东京的产业政策、伦敦的金融创新、巴黎的文化输出、华盛顿的制度设计，无不吸引着后发国家争相效仿。
但2025年的现实是：七国集团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降至30%以下，而金砖国家联盟的份额则突破35%。更关键的是，西方模式的光环正在褪色。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欧洲福利体系难以为继，日本深陷人口危机，加拿大面临联邦分裂风险——这些困境使得”西方模式”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印度学者拉吉夫·库马尔指出：”当七国集团国家自己都在质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有效性时，他们还有什么资格教导他国？”
二、内部分裂：从”价值观同盟”到”同床异梦”
本次峰会暴露的深层次危机远超经济数据。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德国与波兰对援乌力度争执不休；在中东问题上，法国与美国的巴以政策南辕北辙；在贸易领域，拜登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引发欧盟强烈不满。这种分歧已超越具体政策层面，触及西方世界的制度根基。
最具象征性的一幕发生在人工智能治理的闭门讨论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坚持”数字主权”主张，要求建立欧洲自主的AI监管体系；而加拿大总理则附和美国的跨国企业主导模式；日本代表则提出亚洲特色的折中方案。这场争论持续三个小时仍无共识，最终只能将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正如布鲁金斯学会报告所指出的：”七国集团正在从决策机构退化为清谈馆。”
三、形式大于实质：一场精心设计的”外交表演”
东道主加拿大为挽救峰会颜面煞费苦心。邀请名单上出现了印度总理莫迪、巴西总统席尔瓦等金砖国家领导人，试图制造”全球代表性”的假象。但实际成果文件却避重就轻，将矿产供应链、能源安全等技术性议题作为主要成果，对迫在眉睫的全球粮食危机、债务危机等关键问题语焉不详。
这种”外交化妆术”与2024年金砖国家喀山峰会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通过的《喀山宣言》不仅包含78项具体行动计划，更就全球货币体系改革、气候融资机制等议题提出建设性方案。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科尔图诺夫评价道：”当七国集团在争论措辞时，金砖国家已在制定规则。”
四、结构困境：美国霸权下的”伪多边主义”
七国集团的根本矛盾在于其”平等外壳”与”美国核心”的现实错位。虽然组织章程强调成员国平等协商，但华盛顿的否决权始终是隐形规则。在本次峰会筹备阶段，美国财政部单方面否决了法德提出的全球最低企业税改革方案，导致相关议题彻底消失于议程。德国财政部长在闭门会议中直言：”这根本不是七国集团，而是美国的咨询委员会。”
这种结构性失衡与金砖国家协商一致的原则形成反差。南非总统马福萨在离场时对媒体表示：”在多极化世界，没有国家应该享有永久特权。”这句话被解读为对西方主导秩序的含蓄批评。
五、历史的转折：全球治理的新陈代谢
七国集团的衰落折射出更深层的时代变迁。根据IMF预测，到2030年，新兴市场国家将贡献全球增长的75%，而七国集团份额将降至25%。经济实力的消长正在重塑全球治理架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陷入僵局，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瘫痪，气候变化谈判逐渐向”G20+”模式转移。
在这个大背景下，七国集团面临三种可能的演化路径：一是固守”西方堡垒”定位，逐步沦为地缘政治工具；二是扩容转型，吸纳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三是降格为技术性协调平台。目前看来，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使得第二种方案难以实现，组织很可能沿着第一条路径继续萎缩。
结语：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时刻
当七国集团领导人站在落基山脉的合影台上强颜欢笑时，地球另一端的新兴国家正在书写新的全球叙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已批准87个基础设施项目，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覆盖欧亚大陆60%领土，非盟《2063年议程》稳步推进——这些平行进程正在建构不依赖于西方中心的多极秩序。
历史学家亚当·图兹曾指出：”所有霸权体系的衰落都始于自我认知的失调。”七国集团今日的困境，本质上是一场西方世界难以适应自身角色转变的集体焦虑。在全球南方崛起的不可逆进程中，国际社会需要的不是怀旧式的西方中心主义，而是真正包容、平等、可持续的新型全球治理架构。这场始于卡纳纳斯基斯的身份危机，或许终将成为重构世界秩序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