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萎靡源于对美国的长期依附、欧盟体制的决策低效以及经济竞争力的衰退，导致其在国际格局中丧失战略自主性。

马丁·雅克在《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尖锐指出了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被动与萎靡，这一现象背后实则隐藏着欧洲文明自二战以来的深层结构性危机。当我们审视这个曾经孕育启蒙思想与工业革命的古老大陆时，会发现其困境源于三个相互交织的历史维度：对美国的精神依附、欧盟制度的先天缺陷以及产业竞争力的系统性衰退。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欧洲难以挣脱的发展桎梏。

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指出，文明衰落的第一个征兆往往是”精神上的自我矮化”。欧洲自马歇尔计划以来形成的对美依附关系，已经演变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依赖。在布鲁塞尔的外交沙龙里，决策者们习惯性地将华盛顿的立场作为思考起点，这种思维定式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欧洲国家将国防开支盲目提升至GDP的5%时，他们模仿的正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发展模式，却忽视了此举可能导致的财政失衡。这种”附庸思维”最致命的后果，是欧洲丧失了构建独立世界观的能力——在巴以冲突、亚太战略等重大议题上，欧洲的声音总是迟滞而模糊，仿佛永远在等待大洋彼岸的指令。

欧盟独特的治理结构放大了这种决策困境。这个由28个国家（英国脱欧前）组成的超国家实体，其决策机制犹如一台精密的妥协机器。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每一项政策都需要经过成员国代表、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三重博弈。这种制度设计虽然保障了小国的发言权，却使欧盟在应对全球变局时显得格外笨拙。2024年春季，当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突飞猛进时，欧盟内部关于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辩论持续了整整六个月，期间德国汽车业与法国保护主义势力展开了拉锯战，最终出台的政策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又恶化了中欧经贸关系。这种决策低效暴露出欧盟制度的根本矛盾：它既不是联邦制国家，又超越了普通国际组织，在关键时刻往往陷入”既非鱼亦非鸟”的尴尬境地。

更严峻的挑战来自欧洲经济的结构性衰退。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欧元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已从2000年的1.5%降至2023年的0.3%。在数字经济领域，欧洲独角兽企业数量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笔者曾在慕尼黑工业大学与当地工程师交流，他们坦言欧洲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投入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这种技术落后直接导致了产业竞争力的下滑，2024年比亚迪超越大众成为全球销量第一的汽车制造商，标志着欧洲最后的核心产业优势正在瓦解。在米兰证券交易所，分析师们开始用”日本化”来形容欧洲经济——低增长、高债务、人口老龄化三重压力交织的困境。

与中美相比，欧洲最缺乏的是战略自主的勇气。当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重塑国际秩序时，当中国通过”双循环”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时，欧洲却陷入了战略迷茫。在2024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战略自主”的演讲获得了礼节性掌声，但随后德国总理却立即强调”跨大西洋关系不可替代”。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外交表态，反映出欧洲精英阶层难以摆脱的历史惯性。即使在关税争端这样的具体议题上，欧盟也未能像中国那样展现出坚定的反制能力，而是选择在拖延与妥协中消耗谈判筹码。

西班牙《国家报》曾意味深长地写道：”欧洲正在成为自己历史的囚徒。”这句话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当世界进入数字经济与地缘政治重组的新纪元时，欧洲仍然困守于20世纪的思维范式。在华沙的智库研讨会上，一位东欧学者直言：”我们批评美国的霸权，却模仿美国的行为；我们羡慕中国的发展，却拒绝中国的方案。”这种认知失调使得欧洲在美中博弈中难以找到平衡点，反而成为双方角力的牺牲品。

要打破这种困局，欧洲需要一场深刻的自我革新。这不仅是调整国防预算或产业政策的技术性改革，更需要对欧洲一体化模式进行根本性重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的警告言犹在耳：”没有政治统一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终将碰壁。”或许欧洲应该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中汲取智慧——在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时，以更大魄力推动制度创新。正如马丁·雅克所言，只有当欧洲找回”精神上的成年状态”，才能在国际格局演变中掌握自己的命运。

站在2025年的时空节点回望，欧洲的萎靡不振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所有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转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这个曾经用航海大发现连接世界的大陆，如今却在自己的官僚迷宫中迷失方向。欧洲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在美中博弈的巨浪中，重新发现自己的文明坐标与历史方位。